“五四”前后，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。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。有一次，黄侃对胡适说：“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，却未必出于真心。”胡适不解其意，问其故。黄侃答道：“如果你身体力行的
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，各大学多有谭迷。一天课间休息，教师们闲话谭的《秦琼卖马》时，胡适插话：“京剧太落伍，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，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，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……”在场者都静听高论，无人说话。只有黄侃立身而起，道：“适之，适之，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？”
20世纪20年代上海泥城桥开了一间叫“四而楼”的酒馆，很多人都不明白“四而”的意思，就去请教当时任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。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挨不住脸面，只好亲自前往四而楼小酌，寻机向主人探问究竟。主人说，楼名取自《三字经》的“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”，只不过图个一本万利的彩头。胡几欲晕倒。
胡适当年曾感慨：中国有古训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”，应该再加一条“时髦不能跟”。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。
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，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，大意是说：日本既已投降，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，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。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，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，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。毛泽东没有理他。
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，当得知其所撰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获奖时，汤满脸不高兴：“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，我的书要谁来评奖！”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，赞其为“纯儒之典型”。
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，不同的是，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，称为八股秀才；后来八股废掉，改考策论，则称策论秀才，虽多了几分洋气，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。有一次陈问蒋：“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”？蒋曰：“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。”陈说：“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，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。”蒋于是做了一揖，说：“失敬，失敬。你是先辈老先生，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。”
陈独秀在《研究室与监狱》一文中说：“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：一是科学研究室，一是监狱。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，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，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。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，才是真文明，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。”纵观其一生，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。
吴稚晖如此讽刺“五四”时期的“海龟”：“就像面饼，拿去国外炸一炸，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。”
冯玉祥平生读书甚勤。担任旅长时，冯驻军湘南常德，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。学习时，关上大门，门外悬一块牌子，上面写“冯玉祥死了”，拒绝外人进入。学习完毕，门上字牌则换成“冯玉祥活了”。
1933年，萧伯纳访华，前往迎接的林语堂说：“今天天气真好。萧先生真是有福之人，能在多雨的上海见到这么好的太阳！”不料萧伯纳答道：“不是萧伯纳有幸在上海见到太阳，而是太阳有幸在上海见到萧伯纳。”
1936年，艾青出狱后回家。有一天，在赶集的路上，他的父亲对他说：“你写的那也是诗吗？――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。”在他父亲的意识里，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。
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。有一天，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，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“不可随处小便”六个大字，命人贴到院内某处。于书法天下闻名，寸墨千金，多少人求而不得。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，反倒偷着拿回家去，裁成六小块，经过拼凑，改变了字的顺序，装裱一新，挂在厅堂：“小处不可随便。”
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，汪夫人陈璧君训斥道：“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？”
王国维曾说“生百政治家，不如生一大文学家”，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，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，“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？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，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”。
1927年，蒋介石公然“清党”，并宣称：“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、军队化的习惯”“谋中国人思想统一”“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，来扰乱中国”。并强调说，必要时“就得于人民集会、结社、言论、出版等自由，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”。
史量才曾言，“国有国格，报有报格，人有人格”，他认为“报纸是民众喉舌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，总要为人民说些话，才站得住脚”。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，蒋说：“把我搞火了，我手下有一百万兵！”史冷冷地回答：“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！”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。1934年11月13日下午，沪杭道上，史量才遭暗杀，终年54岁。
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，张作霖、吴佩孚是旧军阀，而蒋介石是新军阀。旧军阀腐败，容易打；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，不好对付。
1933年，在回答《东方杂志》关于对“未来世界”的梦想时，周谷城说：“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。”画家钱君？说：“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。”作家巴金说：“中国是没有未来的。”
吴稚晖在《官气与洋气》中说：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气、忍气、下气；当了大官以后要使气，大发脾气，又要小气。
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。当时孙中山首倡，袁世凯发扬光大，都说要当人民公仆。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。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，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，不当人民的公仆。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，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，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。
蒋廷黼认为，中国近20年的内乱之罪，与其归之于武人，不如归之于文人。文人在一处不得志，往往群集他处，造出种种是非，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，久而久之，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。
1945年12月间，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。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，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，劈头便说：“从前我们是朋友，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。学生就像我的孩子，你杀害了他们，我还能沉默吗？”
张申府曾指出：“只靠斗，解决不了问题，除非是奋斗。”他奋斗了一生，但晚年遇到“文革”，依然没能够逃脱“被斗”的命运。
晏阳初说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，但是，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，即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、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。晏阳初补充了一条，就是人民要有“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”。
1926年，郭沫若曾言：“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，最黑心的人是官吏；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，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。”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，混入了官场。
郭沫若指责林语堂“叫青年读古书，而他自己却连《易经》也看不懂。非但中文不好，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”。林反驳说：“我的英语好不好，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，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。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。至于《易经》，郭沫若也是读的，我林语堂也是读的。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，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，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。”
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，胡适称赞了郭沫若几句，郭氏在另外一个桌上听到了，特地走过来，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个以表谢意。
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，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。廖冰兄告诉他，因为其妹叫廖冰，所以他叫廖冰兄。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是邵力，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！”
沈有鼎不会做饭，偶尔与夫人动口角，沈夫人就不做饭，沈无法，只好找领导，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，领导问是何故？沈则说：“她不给我做饭。”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，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，逻辑学甚是了得，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。有一次他说一条“最高指示”中“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”，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，说他是“现行反革命”，“不投降叫他灭亡”。
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，有人提起哥德尔，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。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：“老实说，你看不懂。”金听了，“哦哦”两声，坦然说：“那就算了。”神色自若。
金岳霖晚年曾说：“在解放前，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，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。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？……”
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，就觉得中国俗语“金钱如粪土，朋友值千金”逻辑上有问题。他说，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，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应该是“朋友如粪土”。
1938年3月21日，萧军只身一人，身背褡裢，手柱木棍，渡过黄河，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，来到延安。此行延安只是路过，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，但战事相阻，路途不通，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。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，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，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侯。和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。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道：“不见了，他挺忙的，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！”
1942年6月初，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，萧军也参加了。会场比较混乱，王实味每说句什么，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……萧坐在会场后边，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。他便烦躁起来，站起来大声喊：“喂……让他说嘛，为什么不让他说话！”大会不欢而散。萧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：“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，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，哪像个最高学府！”
（摘自《禅机：1849～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，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，定价：26.00元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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